【书  名】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的中国观

【作　者】(日)山本新 等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索书号】D609.9/2250

【阅览室】社科三阅览室

作者简介

吴栓友，1971年生于北京，获大阪府立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日本思想、伦理学。

发表论文多篇，其中《和辻哲郎的身体观》一文获河南省2010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科研项目“明治后期思想文化研究”、“和辻哲郎的宗教思想”获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一等奖。

主持科研项目：关于和辻哲郎文化观的研究、明治文化的传承问题——以京都学派为中心、日本明治文化的变迁问题研究、和辻哲郎的国家论、西田几多郎的场所哲学研究等。

译著《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的中国观》2018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这本书确实会给中国人、给全世界人带来信心。

这信心是什么？大家关心的，这个世界还会和平吗？能。中国人起来了就能。

中国人崛起不是灾难，是给全世界带来安定。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对历史有独到的眼光。其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伟大的成就”。

汤因比的中国观最初成形于1931年出版的《中国之旅见闻录》，最终成熟于1972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插图本）》。他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预测：过度的工业化道路已经陷入僵局，重视农业与工业平衡的中国的“中道”才有将来；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如果成为一体，这个东亚共同体将会成为未来世界的中坚力量。

离汤因比的预言已过去半个世纪，今日的中国已然历史性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本让人增长信心的书。对传统文化有信心，对国家民族有信心，并且也给全世界人信心。这信心是什么？这个世界还会和平吗？中国人起来了就能。中国人崛起不是灾难，是给全世界带来安定。

西方是分裂的，中国是稳定的

罗素在一九二〇年随同工党访苏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并会见了列宁、托洛茨基等人。他虽说高度评价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但也看穿了其弱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践与理论》这部著作就是他在访苏之后立即着手撰写的，以当今的视点，可以看出罗素已经准确预言了苏联革命的进程。那次访苏后，他立即受到了中国的邀请，

作为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承担了大约一年的课程。他于一九二一年回国，一九二二年撰写了《中国问题》这部著作。这也是一部令人惊叹的作品，虽然是在五十年前撰写的，但准确地预言了当今中国的状况，毫不过时。其中，罗素比较了中国文明和西欧文明、中国人和西欧人，汤因比在自己的著作中所论述的内容可以说他基本都谈到过。这一点之后涉及。接着继续引用汤因比的叙述：“凭借西欧的手段是无法为人类实现在政治上、精神上的世界统一的。”

接着又讲道：“如果要使西欧所动摇的人类生活再次稳定，而且要使西欧的进取性缓和为在人类生活中不再是破坏性的而是能够赋予活力这种程度的话，下一运动的创始者就必须向欧洲以外去寻求。而且，完全可以设想他将出现在中国。”

这里汤因比是把可能性比较温和地讲述出来。我认为实际上这正是汤因比晚年的坚定信念。因此，他也这样讲道：“他们在历史上的成就所反映的世界观命令他们：如果人类能够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就必须由人类的某一部分担当起当今需要实现的统一以及稳定的任务。”

“他们”指的是中国人。汤因比此处特别加上“如果人类能够延续到二十一世纪”这一条件，显露出他认为现状是多么严峻。汤因比之外的许多人也在担忧二十一世纪到来之前人类也许已濒于灭绝，也许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类将要处于那种状态。

汤因比对中国寄予希望，是因为以前产生的所有文明中，历经两千年以上，即使遭遇王朝更迭，但依旧保持住了文明特征连贯性的只有中国文明。这一点不论在汤因比初期把文明算为二十一或是二十三种，还是在《再考察》之后算为十三种大文明与十五种卫星文明，都无可指摘。因而汤因比讲道：这就是一个值得惊叹的事实。

在与中国文明比较之后，汤因比指出埃及文明是非常稳定的文明，可是埃及文明已经在遥远的过去完全解体了，与之相反，即使把其生身父母的犬儒文明也考虑在内也仍旧比埃及文明更年轻的希腊文明也已消失的当今，中国文明却依然在延续着。所以，汤因比对中国文明的这一稳定性、持续性的特点予以了高度评价。

中国走的是不过分工业化的中道

进而汤因比讲述道：“可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下的领导者们，决心要与前工业性的农业文明社会的传统构造进行断交，这即使是一个事实，但也绝不会继俄罗斯、日本之后把自身生活方式的工业化以及城市化，推进到西欧那样的极端状况，这也是事实。”

这就是现在的中国文明与美国文明、革命后的俄国文明只是一门心思地推进高度的工业化相对的，推进工农业相平衡发展文明的做法。汤因比指的就是这一点：“中国人看起来摸索的是能够结合传统的前工业式的生活方式与最近西欧以及西化各国取代传统后的工业式的生活方式这两者的长处、避免其短处的中道。”

这里的“中道”英文是“a middle way”，加上“a”这个不定冠词，说明并不是“the middle way”这种唯一之道。“中道”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西欧，许多哲学家在展现自己的哲学体系时，都作为重要的概念使用过。中道的理念含有非常深奥的内容，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得也并不单一，也在以各种各样的方法被实现着，所以汤因比将它说成 “a middle way”。

汤因比与罗素的中国观基本一致

对汤因比的引用到此为止。以上的那些见解说是全部大概也不为过，罗素在一九二二年撰写的《中国问题》这部著作中都有所展开。

如之前讲述的那样，罗素于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九日至六月十七日访问了革命后的俄国，虽然与列宁、托洛茨基进行过会面，但对刚刚完成革命的俄国不禁感到非常失望。

罗素在同年的一九二〇年，作为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讲授哲学，一年后途经日本回国，一九二二年出版了《中国问题》。这本书是一本非常令人惊叹的著作。我也是通过牧野力的翻译才初次读到，书中简直令人无法相信地准确预言了当今中国的现状。在第一章《问题点》中，罗素这样讲道：“中国的国民是世界上忍耐性最强的国民，当其他国家的国民思考十年之后的事情时，中国的国民考虑的是一百年之后的事情。中国国民本质上是不灭的国民，不急不躁的国民。”

《问题点》作为第一章，罗素首先概括性地提出了各种问题，接着他讲道：“中国人发现了会使全世界幸福的人类的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许多世纪，如果被全世界的所有人所采纳的话……而我们欧洲人却不是那样，我们的生存方式强烈追求斗争、榨取、多变、不满以及破坏。指向破坏的效率主义只可能在人类灭亡时终结。如果西方不多少学些曾经轻视过的东方智慧，西方文明将使人类走向彻底灭亡。”

这也正是汤因比给现代文明摆在眼前的挑战，也可以说是核武器、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暴增这些问题的挑战。所以，可以说罗素对于机械文明的将来也有明确的预见。关于中国人他接着讲道：

“中国人只追求正义和自由，娴静而优雅。在对人类幸福所起作用的所有点上，中国文明都比欧洲文明出色。在中国发生了年轻的改革家们的强劲运动，如果再给他们少许时间，他们将使本国返老还童，比起西欧人称作文明的像已经磨损的研磨机那样的机械文明，将创造出不可预测的更为伟大的文明吧。”

年轻中国的前兆

罗素到中国赴任后的一年间，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呢？首先，一九二〇年中国媒体在上海、北京、广东开始兴办，同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结社。接着，一九二一年广东政府成立，广东、湖南农民开始了有组织的运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建起来。

这些萌动在表面上看起来停滞不前的中国内部已经发生了。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首的中国年轻人—当时称之为“中国青年”—虽然不是向着革命的方向，却燃烧着改革者的热情。罗素对这些年轻人寄予厚望，如果给予这些“中国青年”适当的时间，中国会建立起卓越的文明。

对于当时的旧中国，鲁迅在《阿Q 正传》以及其他作品中都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可是，从中国人所具有的能为自己的生活、文明深谋远虑的资质当中，罗素以深邃的锐利眼光捕捉到了将来必然会成长起来的种子及其萌芽状况。

罗素从希腊文化、犹太人的宗教和伦理、现代的产业主义（这是近代科学的产物）这三大方面寻求西欧文明的起源。他讲道：西欧从犹太人的宗教和伦理中继承了狂信、宗教上的不宽容、国家主义的部分，但这些因素基本上没有对中国文明予以影响；与之相反，公元前六世纪的伟人老子、孔子已经拥有了应被视为现代中国特质的多数内容。

现在，中国正在批林批孔。批判孔子在五四运动时也相当活跃。可是儒家和老庄的教导、作为民间信仰的道教与之后传入到中国的佛教一起（在某些时期姑且不论），长期地和平共存并相互影响，形成了中国人的智慧尤其是其生活智慧。我从过去就是这样感受的。

中国的状况再稍微稳定一些，中国人两千数百年来凝结成的那种生活智慧，终将对新社会的建立与发展产生重大的意义。如果将来与我们描绘的“世界政府”的概念极为相近的“大一统国家”这样全球性的统一体能够建立起来，中国将借助那种智慧成为中坚。

这样的预想，即在以全球化为形态的将来的世界中，文明将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是汤因比的蓝图。而罗素也已经在五十年前，就从对中国人现实生活的见闻中给出了同样的预想。罗素看到的中国民众中，不识字、不能阅读者众多，但在生活智慧上，他们拥有两千数百年来在历史中培养出的良好资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