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唐代高层文官

【作　者】赖瑞和 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索书号】D691.42/5712(3)

【阅览室】花津校区社科阅览室三

作者简介

赖瑞和，广东梅县人，1953年生于马来西亚。台大外文系毕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曾任教于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马来西亚南方学院。现为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荣誉退休教授。2016年秋退休回马来西亚老家新山市归隐。

内容简介

唐代的五大类高层文官：宰相、词臣、史官、财臣、牧守，是唐代最接近皇帝皇权，最全面掌控国家财赋，以及在地方上治理百姓最重要的官员。这些高层文官，在唐代经历了使职化的过程，从普通的职事高官，演变成皇帝的特使。在这种体制下，皇权得以进一步扩张。

本书通过个案分析，试图阐释唐代高层文官复杂官衔的特征和深层意义，细致解读官员履历材料，展现出级别的升迁或贬黜、职事的清要或边缘、俸禄的丰厚或微薄，使读者深入体会唐代士人宦途沉浮的实态。

序言

本书繁体版在2016年5月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后，我也从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退休了，不久像鲑鱼那样回游，回到我出生的那个马来西亚南方边城新山市（Johor Bahru），在城郊旧居归隐。闲时无事，在书稿上删删改改，改正了一些小小的笔误，增加了一个表（表4.2），并且在第十九章《总结》中，加写了几段新的要点。这个中华简体版，可说是繁体版的一个修订本。

2017年4月17日

自 序

又到写序的时候了。每到此刻，我总要想起本书的起点，也是我之前两本书《唐代基层文官》和《唐代中层文官》的原点，那就是我的老师杜希德老先生在《唐代官修史籍考》中所说的一段话：

我们读传统的传记时应当留意，那些看起来好像是无血无肉的骨架式履历（skeleton curriculum vitae），只有连串的官名，但是，史官在写这些传记时，他心目中的“内行”读者（即同个官场上的未来官员），必定会发现这仕历中的每一段，都有它的意义和内涵。唐代一个官员的履历，即使被简化到仅剩连串的官名，没有任何背景资料，也能让跟他接近的同时代人读得“很有意义”(meaningfully)，就像我们今人读报章上同个专业同行的讣文，或阅读某个求职者的履历表，也能从字里行间，轻易解读〔那人从前的专业经历和就业状况〕一样。

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4—2006）是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 。上面这一段话，是他在晚年最后一本专书中所说的。大约三十年前（1981—1986）我在普大跟他初习唐史时，他就经常跟我谈到唐人（唐代士人）的官历、仕宦模式和唐代正史列传等等大问题。他这本专书在1992年出版后，我第一次读到这段文字时，马上得到一个灵感：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像唐人那样，在阅读唐人的官历，能够读到“很有意义”，读到“津津有味”，读到像我们读今天同个专业同行的履历表那样一目了然，达到一种“心照不宣”的境界，那该有多好！

早在普大念唐史时，我就经常被史书和墓志中的一连串唐代官名所迷惑，不知道该如何解读。《唐六典》、《通典》和两《唐书》职官志，固然可以解答一些小问题，比如某官的官品为几品，其简单职掌为何等等，但这远远不足够。这四大职官书，甚至不载许多唐代的使职官名（见第三章），更不可能让人达到杜公所说的那种境界。

杜公的这段话，仿佛一颗种子。我那时就在想，要把唐人的史传墓志，读到像今人履历表那样，应当是可行的，同时也是职官研究的最高境界，最高目标。但这需要做很多原创性的研究，很多跟从前“不一样”的研究，需要有一整套全盘的研究计划才行，恐怕要耗费我的下半余生。

以此看来，这唐代文官三部曲，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我个人的一大迷惑，一大“好奇”：如何解读唐人的官衔，如何把唐人那些“无血无肉的骨架式履历”，读得“很有意义”。如此而已。如果还有其他唐史学者（特别是初学者），也有类似的迷惑，或许我们可以成为“同路人”，一起来探索。我对唐代官员的兴趣，永远大于“冷冰冰”的制度条文和令文。我在《唐代基层文官》的《自序》中，曾经形容我的方法是“在传记中考掘制度史”，也就是要从唐代士人官员的实际仕历，去观看他们怎样做官，看看制度怎么运作，而不是要从制度条文去看官制。所以本书只想解决我个人的迷惑，于愿已足，也恐怕在书中许多地方，留下不少这种“个人笔触”。

在清华任教之前，有超过十年的光景，我窝居在赤道边缘我出生的故乡，亚洲大陆最南端的边城，马来西亚柔佛新山（Johor Bahru），自有一种“大隐于乡”的乐趣。有一段时间，在一所私立学院教书，只是教课时数多，没有什么研究资源。怎么做研究？怎么让那颗种子萌芽？唯有耐心等待适当的时机，等待适当的阳光和水分。但这一等，便是好几年。

一直到2002年初，我决定辞去教职，准备闭门读书，向往韩愈“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的那种境界。这时，刚好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那个《汉籍全文电子资料库》，开放给海外学者使用。我幸运得到一个免费账号，从此可以每天上网，联线到这个超大型全文资料库，去检索我要的材料，包括《唐六典》、《通典》、两《唐书》、《太平广记》、《全唐文》等等重要资源。

这个资料库拯救了我，让我得以在赤道边缘，做最精深的唐史研究。那时杜公已退休，回到他英国剑桥老家。有一次我写电邮给他，不免要跟他吹嘘一番说：“现在的唐史研究，已进入无纸的时代（paperless age）了。你甚至可以在一个荒凉的小岛上做唐史研究。我现在居住的小镇，在研究资源上几乎就等同荒岛，但我还可以做相当高质量的研究。”

最棒的是，史语所这个资料库，除了可以做全文检索外，还具备我所知最佳的“检索报表”功能（另一大型资料库《中国基本古籍库》虽然收书更多，但就缺此功能）。我等于拥有了所谓的“照相式记忆”（photographic memory）。据说这是我们唐史开山祖师爷陈寅恪老先生所拥有的。我的“记忆”不但是完美的，还可以在一两秒内，检索到几乎任何我想要的资料，再以“检索报表”功能，全部打印出来，或储存起来备查，无字数限制。这样，我再也不必像严耕望先生那样，花数十年，抄写数十万张卡片，才能开始写他那套《唐代交通图考》。如果当年严先生来得及使用这个资料库，他应当能及早完成他这部最后未能完成的遗作。我跟这个资料库的相遇，就像在生命的低谷遇见一个贵人。现在，这部文官三部曲终于完成了，我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想把这最后一“曲”，特别献给“她”，我的“记忆女神”（Mnemosyne），以及中研院那批开发出这个资料库的各路专家们。

这“记忆女神”真是一个超神的研究工具，正好可以配合我那个跟以往“不一样”的唐代职官研究大计划，那个“读唐人官历，如读今人履历”的研究大工程。从2002年中到2003年底，经过大约一年半的研究写作，我写完了《唐代基层文官》，寄给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于2004年底经审查后出版。此书出版后，我获得清大的教职，终结了我当时的“失业”，在2005年秋天，带着写了一半的《唐代中层文官》初稿，从热带赤道飞到亚热带的台湾，赴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任教。2007年底，在清华期间，写完《唐代中层文官》，于2008年底出版。如今，经过这些年的沉淀、思考和研究，我又完成了这本《唐代高层文官》。上引杜公的那段话，正是这三部曲的种子和源头。

清大图书馆的中英日文藏书都极为丰富，馆际合作借书也高度有效率，清大校方和历史所待我也极优厚，让我可以在如此优游的研究环境下，完成《唐代高层文官》。这本书也要献给清大和清大历史所。

过去几年，王秋桂老师曾多次问起此书的写作进度，关心备至。施逢雨老师也曾多次打电话给我鼓励，特别是有一年我身陷低谷的时候，让我感到温暖。他很早就告诉我说，你一定要写完《唐代高层文官》。如果没有写完，则整个三部曲将成了 “unfinished masterpiece”（未完的大作）。这句话成了鞭策我写完本书的一大动力。

在过去一年多最后冲刺期间，我每写完一章，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刘啸老师，就帮我非常细心校订一遍。刘老师的校订精湛极了，常能抓到我看了好几次初稿，都没能发现的各种错误，让我惊讶，让我不得不感到谦卑。这里要由衷感谢刘老师。当然，若还有错误，那是我要负责的。

本书写作期间，曾经多次得到台湾“国科会”的研究计划补助，也曾连续十年获得清大的学术卓越奖励（激励加薪），谨此致谢。我也要感谢好几位研究助理，过去几年来常帮我到图书馆借书和复印资料。

本书最早完成的一些篇章，曾经以论文的形式，在学术期刊上刊登：第一章《使职的起源和职事官的相互演变》和第四章《唐宰相的使职特征和名号》，发表在上海《中华文史论丛》；第二章《钱大昕和唐代使职的定义》的使职定义部分，以及第七章《唐知制诰的使职本质》，发表在上海社科院《史林》；第三章《唐职官书不载许多使职的前因与后果》、第五章《唐宰相的权力与下场》和第十章《刘知几和唐史馆史官的官与职》，发表在西安陕西师大《唐史论丛》；第六章《唐中书舍人的使职化》，发表在北京《清华大学学报》；第八章《唐三大类型知制诰的特征与区别》，发表在北京《文史》；第九章《唐后期三大类词臣的升迁与地位》，发表在上海《学术月刊》；第十一章《唐史官的使职化》的第三节“唐史馆史官的使职官名”，发表在北师大《史学史研究》；第十七章《唐刺史的税官角色》，发表在吉林大学《史学集刊》。其他各章则从未发表，在本书中首次亮相。各学术期刊当初刊登拙文之前，都曾经送请专家审查。能够得到他们的首肯后刊出，对我来说，是一大激励。我也要在此对各期刊的编者和原先的审查专家，深表感激。

上面提到的这些“论文”，许多原本并非“期刊论文”，而是我书中的专章。写书到了后期，我才把书中某些专章，修改成论文形式发表。在期刊发表后，又再次修订，有些是大幅度的修订（特别是第一章和第十章），才成了目前书中的样子。

本书出版之前，联经又约请了两位外审专家，重新审查了整部书稿，并提出不少珍贵的改进意见，对本书的质量提升不少，特此致谢。在此我还要特别感激联经发行人林载爵先生，早在2004年就促成这部三部曲的诞生，也要感谢总编辑胡金伦兄，及时提醒我交书稿并协调种种出版事宜。

赖瑞和

2015年11月22日立冬后于清大东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