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生活在音乐中

【作　者】（阿根廷）丹尼尔·巴伦博伊姆  著  王梅  译

【出版者】上海音乐出版社

【索书号】K835.615.76/7724

【阅览室】社科二阅览室

作者简介

    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男，1942年11月15日生于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三代俄裔犹太移民。

    1952年，随父母移居建国不久的以色列之港市特拉维夫。 巴伦博伊姆熟练掌握七门语言（希伯来、德、英、法、意、俄、西班牙），持阿根廷，以色列和西班牙护照。是阿根廷-以色列的钢琴家、指挥家。

    也是我国著名青年钢琴家郎朗的老师。

    1942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出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犹太音乐家的家庭里。由于他的父母都是钢琴家，他从很小时就开始跟随他的父亲学习钢琴。巴伦博伊姆小的时候聪慧过人，音乐才华非常突出，在年仅7岁时，就作为儿童钢琴家举行了贝多芬作品的钢琴独奏会，从而引起了听众和舆论界的一片哗然。

    1952年，他随家一起迁到了以色列定居，也就是在这一年，父母把他送到了欧洲的音乐之国奥地利，让他在那里接受音乐艺术方面的全面训练。来到奥地利之后，巴伦博伊姆进入了著名的萨尔茨堡大学莫扎特音乐学院，在这里，他跟随著名钢琴教授菲舍尔学习钢琴，跟随指挥大师马克维奇学习指挥。两年之后，他又来到法国随著名作曲教授布朗热学习作曲，再过了一年，他又考入了意大利著名的罗马圣切契利亚音乐学院，在这里，他又跟随泽基教授继续深造钢琴和指挥艺术。

    1952年，巴伦博伊姆随父母移居以色列。7岁举办个人音乐会。

    1954年，指挥大师富特文格勒写道：“11岁的男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个奇迹！”

    1955年，13岁的巴伦博伊姆在巴黎首次作为钢琴独奏家而举行了正式演出，第二年又在伦敦与著名指挥家克里普斯指挥的皇家爱乐乐团合作举行了音乐会。

    1957年，巴伦博伊姆来到了美国，在纽约，这位15岁的少年钢琴家与指挥大师斯托科夫斯基合作进行了成功的演出，从此以后，钢琴奇才巴伦博伊姆的名声便在全世界叫响了。

    巴伦博伊姆开始从事指挥活动是在1962年，而到了1965年他就已经担任了英国室内乐团的指挥了。在这几年里，他曾以充沛的精力和大胆的精神，多次指挥了欧洲许多富有影响的交响乐团，如新爱乐交响乐团、哈勒交响乐团和伦敦交响乐团等。

    1967年，巴伦博伊姆首次以指挥身份与伦敦爱乐乐团合作。

    1968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美国纽约临时顶替因病不能上场的科蒂斯登台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从而引起了世界音乐舆论界的轰动。从此以后，他便成为著名的青年指挥家而在指挥艺术的道路上青云直上了。

    1975年，他接替指挥大师索尔蒂，成为巴黎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兼音乐总监，正式跨入了世界一流指挥家的行列。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指挥家，巴伦博伊姆有着天才的钢琴演奏技艺，同时又精通作曲和室内乐演奏。

内容简介

    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著的这本《生活在音乐中》介绍了，音乐是什么？它如何自我表达？它的方式非常简单，通过声音，实际上也就是空气(布佐尼说它只是“发声的空气而已”)。音乐不只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它本身也是人类的一项创造，意在模仿自然最深刻的层面。

    时常有人认为，音乐只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像爱与恨，尤其是在剧场音乐中。但是在绝对音乐中，特别是在没有歌词的与无标题的音乐中，我们应该知道它也表达一个人内在的自我，他与世界和宇宙的关系。因此音乐也有能力超越感情甚至与感情无关。它经常提供人类关系的一种缩影，因而它具有一种超脱的特性，能够超越一段爱的二重唱中的叙述性，无论这是威尔第、莫扎特或瓦格纳。

    这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自传，而是一本“关于音乐的书”。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著的这本《生活在音乐中》中除了回忆作者与阿劳、巴比罗利、卡萨尔斯、切利比达凯、克伦佩尔、鲁宾斯坦等音乐大师的交往，还以流畅的文笔与读者分享了他对音乐的体验，发表了表演艺术的许多真知灼见，确是一本每位音乐家与爱乐者都应一读的好书。

    我不打算在这本书里道出隐私或个人性的问题，也没有狂傲地认为，从事舞台演艺五十多年之后，我可以对音乐和音乐家做出权威性的评述。我只是试图写下我对音乐的执着，以及对这种执着的好奇的探究。

    ——丹尼尔·巴伦博伊姆

    巴伦博伊姆是当代古典乐坛少数几位在专业领域外都具有影响的人物。无论事件大小，他的才华、睿智让他在一些颇受争议的事件上都能坚持自己的立场。

    ——《芝加哥太阳时报》

    不仅对音乐技巧的描述十分清楚，足以让普通的音乐爱好者们能够轻松地跟随作者的文字，而且这些文字里传递出了作者对演出深切的思索和大量的投入……巴伦博伊姆的感知、热情和专业都凝聚在这本书中，对任何干音乐感兴趣的人而言这都是～次荟萃精华、回报丰厚的阅读体验。

    ——《洛杉矶时报》

    序言

    我极其欣慰地获悉，我的《生活在音乐中》一书将要在中国出版。过去的五十年间，中国的音乐家和公众对于古典音乐显示了深厚而又广泛的兴趣，这是音乐所具有的普世意义的又一例证。

    对音乐的喜爱与领悟，是不分种族、社会或地区的。领会音乐需要人的灵性与探究。而探究的精神，事实上是追求任何学识的先决条件。

    我人生的前六十五年，整个地沉浸于音乐之中，并且深为它的能力感到迷惑，它让我们认识到这么多关于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能够与中国读者分享我的音乐人生，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无穷的愉悦与满足。

    丹尼尔·巴伦博依姆

    2007年7月

    文摘

    我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都是俄裔犹太人。二十世纪初期，当俄国发生残酷的集体迫害的时候，他们迁居到了阿根廷。那时我的外婆还非常年轻，她与我外公是在船上相遇的，那时她十四岁，我外公十六岁。他们在阿根廷内地的一个省生活下来，生了六个孩子，让他们相继上学。我外婆年轻时曾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29年，她带领我母亲(外婆那时十七岁)，还有其他孩子去了巴勒斯坦访问。仅仅为了看—下宗教圣地，就从阿根廷出发旅行，这样的情景现在很难想象。她们并没有在那儿定居下来，除了我的大姨妈，她在巴勒斯坦住到去世。

    我祖父母居住的社区具有很浓的犹太人的政治意识。我外婆的家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聚会的场所，人们在那里讨论犹太复国的希望与目标。他们梦想在犹太社会的基础上成立以色列国一一马派(Mapai)，它不是苏联那种社会主义，而是西方式的那种。我非常了解我的外祖父母。1952年我们一起迁到以色列，我们一起住在一套很小的公寓里，在我小时候及青少年时代，我与外公外婆相当接近。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祖母，她在我父母结婚之前已去世。我的祖父是一位钟表匠，他在我四五岁时逝世。我对他有一些印象，他对于犹太人的事务并不热衷。我祖父母与我外祖父母的背景不同，虽然两家相处得很好。我父亲年轻时就喜爱音乐，一直在为是否做一名职业钢琴家，还是为了维持生计留在家里而犹豫不决。在1930年代，当他有一个机会去美国演奏时，就因为他顾家而没有去成。

    我父亲对于学问的追求远胜于对政治的热衷，他时常去听哲学家奥德加·迦赛特(Ortega Y. Gasser)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讲座。他比我母亲的家庭更接近于知识分子的圈子。当他们相遇并结合之后，彼此为对方拓展了更开阔的视野。我母亲比以前更加靠近知识分子的阶层，而我父亲则经由亲戚们的往来，才对自己作为一名犹太人有了更为自觉的意识，因而对积极地投身于犹太人的事业有了更多的兴趣。

    我认为阿根廷最后一次能称得上民主的政府是在1930年代。然后庇隆上台，他播下了现代阿根廷动乱的种子。阿根廷曾是非常富足的国家一一百分之九十五地自给自足，唯一缺少的是石油。庇隆，一个非常擅长于煽动的政客，试图将阿根廷从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他鼓动大批的人从农村迁往城市，让他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居住。直到今天，有三分之一的阿根廷人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郊区。

    在国际事务方面，庇隆是相当精明的。他既接纳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也接受纳粹分子。在阿根廷南部的巴利罗切，曾经是纳粹分子的大本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在那里还经常看见人们彼此公开地行纳粹礼。

    同时那里也大度地接纳了犹太移民和建立犹太人社区。我在阿根廷的时候，那里至少有七十万犹太人。继美国及苏联之后，阿根廷的犹太人社区是世上第三大的。我记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犹太教首领与庇隆政权往来密切。政治态势控制得很好，这是一种严厉的独裁体制，但是确实没有反犹主义。作为一名孩童，我从未在私底下或公开场合遭遇及感受到那种反犹主义。犹太人的社区生活组织得很好，并且是完全公开的。我在犹太人的学校上学，课外去犹太人的俱乐部做体操和运动。

    我生于1942年11月15日。在1940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曾是一个音乐中心，可惜现在已经好景不再。托斯卡尼尼来过，富特文格勒、年轻的卡拉扬、理查·施特劳斯、巴克豪斯、吉塞金、阿图尔·鲁宾斯坦、克莱伯及阿劳都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

    就像在欧洲一样，那里当时只有很少的留声机及78转的唱片，因此人们在家里演奏大量的室内乐。在科隆大剧院有德国音乐季与意大利音乐季，还有大量的交响音乐会。在我的记忆中，第一位国际著名的音乐家是1949年来的阿道夫·布施(Adolf Busch)，他演奏了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并且指挥了亨德尔的大协奏曲。我听了很多次他的排练，我还弹琴给他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位国际级的大人物。

    我父亲曾师从一位伟大的意大利教育家学习钢琴，他的名字是斯卡拉莫扎(Vicerlt Scaramuzza)，他很长寿，他甚至教过玛尔塔·阿格里奇。阿格里奇比我父亲小三十岁。我父亲曾在地方上与其他音乐家一起开音乐会，但是他真正热爱的是教学，这是为何他没有试图做一名职业钢琴家的原因。事实上我父母都是钢琴老师。我母亲教初学者，我父亲教程度高的学生。我小时候，只要门铃响起，那就是有人来上课。那时候我一直以为周围所有的人都弹钢琴，后来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原来有些人是不弹琴的！

    在我大概四岁时，我父亲与一位小提琴家在我们家排练，为音乐会作准备。为了能与父亲一同演奏，我突然想要学小提琴。我父母为了我去寻找适合我尺码的小提琴，那时我太小。后来我又看见我父亲与别的钢琴家在两架钢琴上弹重奏，我又改变主意要学钢琴了，因为那样也能与我父亲一起弹。我五岁开始学琴。我母亲教我识谱并且给我上了第一课，然后我开始跟我父亲学，他是我唯一的钢琴老师。在那些早年的岁月中我从未跟过别的老师，他教给我的那些基本原理一直让我铭记在心。

    所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音乐家，和所有来阿根廷访问的音乐家，都会去塔卡诺街1257号，那里是奥地利裔犹太人罗森塔尔(Enlesto Rosenthal)的家。在那儿每星期五晚上演奏室内乐，罗森塔尔本人是一名业余提琴家，在那儿我遇见的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一位叫切利比达克(Sergiu Celibidache，1912-1996，著名指挥家，生于罗马尼亚。——译注)，我七八岁时弹琴给他听过。后来我在以色列常常见到他，我时常去看他的排练，因为我觉得可以从他那儿学到太多的东西。然后直到1960年代末，我再没有见过他。那时我的妻子杰奎琳-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e，1945-1987，英国天才大提琴家一译注)与他一起在斯特哥尔摩演出。然后他到了慕尼黑，我们才开始经常一起演出。

    另一位我在罗森塔尔家遇见的重要人物是马克维奇(Igor Markevich，1912-1983)俄国指挥家、作曲家，后来我跟他的接触不像切利比达克那样多。但是当我九岁时，马克维奇对我父亲说：“你儿子弹琴非常棒，但是根据他弹琴的方式我可以告诉你，他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家。”我父亲教我弹琴时，总让我在心中想象乐队的音色。

    初见之下，钢琴并不是像其他乐器那样有趣。任何有重量的东西敲下去它就能发声，不管击键的是鲁宾斯坦的手指，一个烟灰缸，还是一块石头。按下琴键它并不会发出富有色彩或有意思的声音。钢琴是中性的，而正是这一点使它具备了极为丰富的表现力。就好像一个画家面对着一面纯白的墙壁，而不是蓝色或绿色的墙。白墙本身没有很多的吸引力，但当你在它上面作画时，它给了你更多发挥的余地。小提琴或双簧管就是这样，它们的音色具有自身的特征。伟大的小提琴家当然具有自己独特的音色，奥伊斯特拉赫的声音不同于斯特恩或其他人，但它总归是小提琴的声音。而钢琴的声音是中性的，按下键它就发声，初看起来好像太容易弹，并且没那么有意思。我相信钢琴不像别的乐器，它给人一种好像能够创造出别的声音的幻觉。钢琴的这种中性声音对我来说像一个虚幻的乐队，也许这就是为何马克维奇说我是天生的指挥家。我父亲也教会我认识节奏的重要，这是作为指挥必不可少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