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人民艺术家•王蒙创作70年全稿

【作　者】王蒙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索书号】I217.62/1044

【阅览室】花津校区社科阅览室一

作者简介

王蒙当代作家，河北沧州南皮人。1934年生于北京，194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入党，1950年从事青年团区委工作。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1979年调回北京作协，成为专业作家。其后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文化部部长。现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王蒙是当代不多见的全方位的大家，对中国当代文学、文化、思想有重大的贡献。王蒙的作品多次获得各种全国性奖项，包括文学界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2019年，王蒙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是唯一享此殊荣的作家。

内容简介

《人民艺术家•王蒙创作70年全稿》编辑了能够收集到的1948年到2022年期间的王蒙作品，逾2000万字，编为8编61卷（包括附录1卷）。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读书记、创作论、《红楼梦》及诸子经典研读、人生回顾、历史述论、演讲对话访谈等，内容极为丰富，风格非常鲜明。本书是人民艺术家王蒙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文学、为人生的写作生涯的全面总结，展示了他写作70年的辉煌成就和他对中国文学、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政治史、文化思想史的一个鲜明的旁注。

《人民艺术家•王蒙创作70年全稿》代自序

我真爱文学，始终觉得意犹未尽

——关于王蒙创作70周年的对话

从“初恋”谈起

舒晋瑜：在您从事创作七十周年前夕，二〇二二年出版了《从前的初恋》。虽然是六十多年前的作品，但今天读来，仍然觉得感动。那种温暖、单纯、欲言又止的羞涩，那么美好，那么干净，那么崇高。虽然是作为小说出版，但我的第一阅读感觉，却觉得是真实的，是非虚构的。这是小说创作的技巧吗？还是您的虚晃一枪？

王蒙：那是我一九五六年的旧稿，是当年四月份写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之后写的。许多内容是从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此前七十多年真正的日记上抄录下来的，例如，每天的天气，并非虚构。此稿寄出去后被退回，我自己觉得是内容太靠近实录、靠近当时的报刊乃至简报汇报了。此后经过了六十多年，手稿一直陪伴着我，至今还在我的柜子里。二〇二一年底，重新发现了它，生活的七十余年、手稿的六十六年的距离，文本的少年性纪念性沧桑性，帮助了作者。将太不像小说的文稿变成太像小说的追溯。

舒晋瑜：《从前的初恋》里，刘夏在凌蕊园的歌声中感受到她内在的激情；《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 林震和赵慧文一起听《意大利随想曲》，体会音乐与心灵相通的奇妙；写作《青春万岁》时，您受到一次唱片音乐会的启发，悟到了“天马行空百川入海”的小说结构方法……您如何看待音乐和创作的关系？

王蒙：歌曲在中国革命中作用很大。甚至台湾一位资深诗人都承认，他的学生时代碰到过春游期间，无与共产党无关的歌曲歌唱的窘态。

音乐是时间（先后连续、形成故事、对比、承接、发展变易）与演出的艺术，美术建筑是空间陈列的艺术，戏剧是文学加演出的艺术。文学同时又是可以不断反复阅读打乱时间顺序的艺术。结构上，音乐给文学的启发太大了，主题，主旋律，第二主题 ，和声，交响，变奏，回旋，第一小提琴，大贝，节奏，伴奏，独奏，对应，干扰……如果你写小说的时候写出了咏叹调、二重唱、协奏曲、交响乐……那是多么美妙和动人的感觉呀。

为什么“不悔少作”

舒晋瑜：十九岁您就动手写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一九五七年，小说的部分章节在《文汇报》和《北京日报》上发表，但这部小说的出版是二十二年之后；您在新疆完成的《这边风景》是四十年之后才出版；《从前的初恋》时间更久…… 这些“尘封”的旧作翻出来的时候，您是什么心情？ “不悔少作”是否也是一种自信？

王蒙：这就是一弦一柱思华年，这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这就是人生若只如初见。可以看到许多幼稚，一些空想、生疏、拧巴，但它们仍然真实、真诚、真率得让我自己击掌呜咽。比如，《这边风景》，写在“文革”时期，即使看得出文中某些背景大变、说法不合时宜，然而毕竟我写了那么多那个时期的真实的伊犁地区各民族农民，尤其是维吾尔兄弟民族的生活细节，有人说，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伊犁的清明上河图啊。我懂得概念的重要性，但我的作品从来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绝对地从生活和感受出发。离谱的概念可能干扰人民生活的线路，但是生活和人民又总是能够拖延、架空、直到瘫痪太离谱的概念，而回到更有力更靠谱的概念传统上去。如果说不悔少作，因为我着力的不是写我个人的少年意气、少年大言、少年风头，而是写我认真地沉潜在生活的深层的独得之秘，这个秘就是人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你写出了生活，你写出了人民，你写出了大有特色的边远美丽风光，特定的时代背景，你为什么要“悔”呢？

舒晋瑜：对于旧作，比如《这边风景》和《从前的初恋》，无论注脚或括号，都是一种说明、阐释。括号里的插话，是您与过往的对话，您觉得这是必要的吗？

王蒙：这是我的一种幸运，一个作品写出来了，数十年后才发表，遗憾是失去了新鲜、火热、当前性和新闻性，幸运是我获得了作品的未来，即发表的现在。我让我的作品受到了文学必须经受的最大考验：岁月的淘洗和磨损。《这边风景》出版是在完稿后近四十年。至于稍加编辑，加点小注或者插话，增加一些历史感，这是后发制人的优势。有几个同行享受过完稿二十五年、四十年、七十年后化休眠为蓬蓬勃勃、旧而弥新的奇妙的快感呢？前辈子写好，后半辈子发表，不是更增加了感慨良多，思考反刍，余音绕梁，两万五千五百五十日不绝的感受了吗？

舒晋瑜：我重读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林震身上娜斯嘉式的天真、热情与理想主义，带着一种光明积极的天然的感染力。但是当年这篇作品发表后，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在《文艺学习》上连续刊发了二十七篇文章。回过头来看，您如何看待那一时期的讨论和评论？当时所有的文章，您都读吗？那得多大的承受力啊！

王蒙：说实在话，那么多人争说你的新作，我更多的是得意感和满足感。后来，其他，那是另外的事情，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是另外的艰难与崭新机遇。也锻炼帮助与成全了这样一个特定的写作人。山东马瑞芳教授的说法是：“王蒙什么都没耽误。”

舒晋瑜：有评论认为《青春万岁》《从前的初恋》《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构成了您的“青春万岁系列”，您认同吗？回顾自己的“青春系列”，您愿意作何评价？

王蒙：我自己可顾不上组织自己的作品系列，有那个工夫，不如再写一篇新稿。

 去新疆是我的重要选择

舒晋瑜：二〇二三，距离您远赴新疆已经六十年了。“嘉峪关前风嗥狼，云天瀚海两茫茫。边山漫漫京华远，笑问何时入我疆。”如何评价您去新疆时写下的这首诗呢？悲怆还是笑傲？

王蒙：我要强调，去新疆是我自己在特定情况下的选择，是我此生极关键与正确的选择。突破此前，得到全新生活体验，我兴奋，觉得仍然一定程度上把握着自己的命运。

我还要说，当时情况下，经风雨见世面，去了新疆。成了编辑，后来下乡深潜，连年农业劳动，当过村干部，当过翻译，还去过“五七干校”。动乱年代当然有忧心忡忡一面，同时一直全须全尾、健康充实、其间完成了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这边风景》，四十年后出版、获奖。勇敢一搏，心想事成。

舒晋瑜：您的《在伊犁》系列小说极具浓郁的地域风情、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及和当地百姓深厚的、亲如一家的感情，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跟穆敏老爹品尝自酿的葡萄酒，穆罕穆德·阿麦德冒着风险给“我”提供当时所谓的“禁书”……还养鸡、养猫、自制酸牛奶。“当雄鸡第一次啼鸣报晓，当小母鸡被自己的第一个蛋激动得咯咯大叫，当小猫捉了老鼠或者麻雀，衔着它的战利品跑到主人面前报捷，当牛奶变浓变酸、酸得恰到好处或者酸得倒牙的时候，我简直能笑出眼泪。”新疆对您的人生和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王蒙：我是真正地热爱生活，胜于爱我自己。我尝试新的生活方式，体验新的文化风习，远胜于保守已有的习惯轨迹。一条伊犁河，急湍的河水、帐篷与炊烟、城乡的骑手、大面积的苜蓿田、街巷午夜的酒醉高歌，都让我迷恋万分叹为观止，也都鼓励我开拓再开拓，创作再创作。

舒晋瑜：你以态度描述维吾尔人“伟大的塔玛霞尔精神”，因为这是“快乐的阿凡提的乡亲们”的一种性格底色，也是一种生存智慧。您如何看待不同的人生态度？

王蒙：那是老百姓的笑谈，但也反映了新疆各族人民在相对严峻的自然条件与不发达的经济状态下的乐观与幽默。新疆一直是世俗社会，不是极端神权社会，那种视此生为虚无，视死后天堂为目标的论说，在新疆并没有市场。我还熟知，哈萨克人善意地调笑维吾尔一些人是“sart”，即小商贩，还有一种说法，说维吾尔人如果一天没有做成买卖，晚上天黑前，就把左口袋里的莫合烟草与右口袋里的零钱互换位置，算是做成了一笔小生意。

舒晋瑜：在您关于新疆的诸多文字中，看得出您对新疆的感情深厚是常人无法体会的。您在《祝福新疆》（2001）中又写：“我离开新疆的日子已经超过了我在新疆度过的日子了。但我还是惦记着新疆，想念着新疆，神往着新疆。”同时这种血肉相连的浓烈情感并没有影响您对新疆冷静的观察和理性思考。关于民族团结等问题，您也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张。

王蒙：许多年中，我与伊犁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息息相通。我知道伊犁民众的可爱与美好，也知道他们的某些短处某些弱点，如信口开河、说话夸张等等。我欣赏他们的歌舞、幽默、坚忍。坚忍，在维吾尔语中叫作“契达”，男性聚会中如果有人说了不得体的话、做了不得体的事，一声“契达玛斯”（经不住了）的哄笑，足以令他面红耳赤。我也理解他们的某些知识与教育上的不足，还有轻率与马虎，但这些都是可以改善的。我从内心深处坚信不同民族间的相亲相爱，坚信他们对于伟大祖国的永远的深情，相信人们的善良与情谊。我相信民族团结、文化交流融合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关系与国家统一的成功所在。